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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M书记、M市长赐鉴：
报告主题：拥护国家五部委2007年元月十五日联合颁发的：《建质字第一号文件》。一个对中国二十年来，城市建设的拨乱反正的文件。
拥护 温总理在2006年的有关城市建设的批评：
“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我非常钦佩岐山同志在2005年说过的一句话：“2008年，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主要不是要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也不是我们的体育设施，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的市民的精神文明面貌”，他的这种观点，刚巧与清末民初的鸿儒辜鸿铭的哲理相通。辜在用英文写的书《The Spirit of Chinaman (故意用外国人轻视中国人的称呼) 》中说：“要看一个国家，高楼大厦或车水马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国家或民族所养育出来的人民是什么品质，他们的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样子的素质和气质”。但是如果中国大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到处都是洋建筑师来练“狂草建筑”的城市空间；再加上温总理批判的：“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那我们拿什么样子的城市空间环境来熏陶我们的市民？许嘉璐副委员长在多次重大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警世之语。他希望大家努力创造中国文化的自我再生和更新；希望大家警觉地重视到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一直在严重地侵略我们的国家；当然，建筑风格是这种侵略中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美国一家文化产业集团的年产值，竟然与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值一样。我们听过他演讲的群众，都非常感动，我们也接受了有真实文化危机意识的教育。
我写了一篇拥护国家有关城市建设政策的文章，现在抄呈给您两位父母官审阅。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建筑设计是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我就举一个活生生的、两个月前的例子：我应邀去太原担任山西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的评委（国家大剧院竞赛时我是第一轮的评委）。因为上述的国家五部委《建质字第一号文件》的影响，可喜地见到北京、上海的几家顶级大设计院，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参赛；没有与任何洋大师联名。只有山西省设计院还是与法国夏帮杰（上海大剧院的设计人）联合参赛。但是非常地巧；我觉得这次还真的只有夏的方案最好！完全符合周总理讲过的：“实用、经济和美观”的要求。同时还有恰到好处地雕塑式的、简洁的、像剧院的和非常有时代感但绝不过分的造型。我还在评选会上为这个设计做推荐的说明。结果它得到了第一名。和我一起开会的还有一位名人；在会上为了不影响评选会的主题，我们没有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交换过意见。但是回到北京后，在电话中他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设计，应该要有所突破”。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所以，我给他开了个又是玩笑又是讽刺的笑话：“那你把马桶放在你们家客厅好啦！那是最大的突破！” 没想到我的老友把电话给摔了。建筑设计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必须在国际性的原则、结构常识内和当地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内来突破。
朋友们劝我:“老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奥运就要上场了，您就别凑热闹泼冷水啦！”。谢谢朋友们的好意！彭德怀大将军和我都是湖南人，25年前先父鸿文将军引导我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爱国爱同胞；在我的专业上为人民服务。几代中央领导人都鼓励大家要说真话；您两位也是。中国人说“瞒病必死”；如果为了面子而去自欺欺人，那就是鸵鸟。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像2007年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一号文件一样，勇于总结过去的并非故意的错误；亡羊补牢，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有关的主管就把我当作一个当代的爱国的诤友“魏徵”吧！
专此 敬颂
秋祺
学弟
彭培根 敬上
2007 08 26
《副本》抄送有关领导
《21世纪的中国建筑，如何承先启后；进入 世界一流的行列》-用国家政策、法规和数据来批判三栋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妖魔鬼怪建筑物
（重要申明：讲座内容只代表主讲人观点；与刊出媒体的立场无关；
与主讲人所在单位也无关） 主讲人：彭培根（简介附后）
说明：稿中有大量最新科技信息；在会场没有时间讲全部内容，或咬文嚼字地细谈学术问题。主讲人将结合2007年国家（五部委）第一号（治理城市建设的）拨乱反正的文件精神，阐明观点，并放映40多张图片以加强力度。这份讲稿，请在前几天打印好，发给现场观众，同时在屏幕上重点显示文字；这样效果会事半功倍。
（1）对目前我国争议最大的、盲目追求视觉刺激的三栋的重大公共建筑，举实例图片进行论证来和评论；从惨痛代价中吸取教训。
（2）还有个别的世界各国的城市建设中，重大成功和失败的经典实例。
一．“建筑”和“建筑师”的定义：
“建筑”两个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建筑学在欧美国家是属人文或艺术学院，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以及新加坡等地都属工学院。我想用我4０年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来下一个定义。2001年，我曾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对电视观众演讲；题目是：《揭开後现代主义神秘的面纱--能不能娶她做中国新娘？》那次讲座，我曾对“建筑”下了定义，那就是：“建筑应该是反映当代人类文化进程的、创造明日更好（或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及艺术的综合结晶”。按照老子看万物的相对哲学观点来看建筑，建筑也是一把双刃剑。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建筑”这把剑的正面；同时也可看出它的负面作用，一个拙劣的哗众取宠的建筑物，虽也能“反映当代人类文化的进程”但它反映的这个进程是它的负作用的一面。同时，当然它不但不会“创造明日更好生活环境”反而会破坏环境。六年多来，140多位两院院士和114名知名建筑师的分别联名上书；还有绝大多数的建筑师和人民群众强烈反对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还有“鸟巢”体育馆和CCTV大楼就是三个最好的反面教材。
“建筑师”的定义是什么？
我在清華大学教了二十年的《理性建筑》课，是我用英语写的讲义。其中对“建筑师”的定义是这样写的：“The word “architect”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roots “arch” and “teckon”, “arch” meaning “chief” and “teckon” meaning “carpenter” or “builder”. As the architect is the master of architecture, the role of the architect in society as well as in the history can be recognized as “master builder” together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rchitecture.” 简译成中文是：“建筑师的字义是从两个希腊字根：<首席> 和 <建造者>合成的字”。如果与以上“建筑”的定义合起来用，那“建筑师”就是一个；能够用综合了科学、哲学和艺术而设计的建筑,来反映当代人类文化进程的、创造明日更好（或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城乡建设工作者。
二，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1）为了拥护国家五部委2007年元月十五日联合颁发的：《建质字第一号文件》。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二十年来，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的一个亡羊补牢和拨乱反正的文件。温总理在2006年的有关城市建设的批评是：“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我在清華的同事们都认为，这么大的政策方向的与时俱进，肯定是经过中央领导们集体讨论过的。大家都理解这个文件，向主要是针对许多专家学者和群众，对近十年以来有很大争议的那些建筑而来的。它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负面障碍之一。这是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政策，顺乎民意、符合国际主流思想的重要决策，也是痛定思痛后的重大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
（2）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到了危机的关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师”这个专业头衔（Professional Title）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在社会上逐渐地被使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师”的头衔只有三十年的历史。而在欧洲的“建筑师”头衔至少也有500年以上。美国独立后，她的“建筑师”头衔也有两百多年了。我国从宇航科技上，磁悬浮高速火车；乃至千千万万的国外科技和工业或文化的產品，都一直是实践着毛主席的哲学和名言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宇航科技可以和任何国家平起平坐时，神州六号已有人飛行成功时：磁悬浮火车将可以在中国生產时，我国在建筑设计上，我们的社会在付出了沉重而惨痛的建筑学费后（包括对一些外国建筑师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妖魔鬼怪的建筑的代价）；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与时俱进地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到了危机的关头。
三． 我们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吗？
不！如果我们打开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大城市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加拿大、美国还有欧洲的建筑师们在这些城市所做过的建筑，星罗棋布。而且一半以上都是非常新颖但不夸张过头的；功能完善而造价并不太离谱的建筑物。其中也有极少数的和中華文化或地方的文化特色有所体现的、极品之作。但这些作品大多数都是外籍華人建筑师之作。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例如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是美国SOM事务所的Adrian Smith设计的。有很多国内外的建筑师，包括我本人和很多群众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超高层建筑物。因此，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建筑设计是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
四、国际上二十多年来建筑设计的主流思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吗？
国际建协UIA过去20多年，每四年一次大会都有宣言来呼吁的原则，强调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欧美国家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建筑设计思潮的主流是要Back to Basic，也就是说“要回到基本功能”。而50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运动的金科玉律就是要求“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形随功能而生”
而建筑风格的主流思潮是追求Graceful和Intimacy 即:
“追求落落大方和亲切可人”的建筑风格。但是我国过去20年的城市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却是大大地背道而驰；大多数为 被外国建筑师设计，它们绝大多数可以被形容为：“像穿了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建筑”：读纽约时报，会感到该报是在评论一种“追新变态现象”（请从网上查看2004年9月19日的New York Times 有关中国20年来城市建设的整版的评论文章和图片）。一些不符合中国情；严重违反预算限制的和与区域性文化特色（包括黑箱操作出来）的建筑，就是对以上建筑的定义的最现实的反面的教材。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建筑应该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央城市建设政策的文件；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将“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去掉了。但是按优先顺序，还是“实用、经济、美观”。由此，证明当今的国家领导人班子，是非常了解国际的和国内的建筑界情况的。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务实和有远见的。 曾副总理受温总理的委托召开的“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今后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形式，应当根据内在的功能而形成”。其实这就是20世纪现代建筑运动的金科玉律：“Form
follows function”(“形随功能而生”)。这是以中国工程院，还有两院院士周干峙为首的很多专家学者，多次向国务院建议，才获得采纳。我也通过外国专家局呈送过一些专家意见，但不会取得关键的作用。
有句英文的谚语：“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请看图片吧！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s of words”
五、建筑师对其他建筑师的作品的评论标准：
我们建筑师评论其它建筑师的作品，不能说它好看不好看，或说它与现有环境协调还是不协调，因为建筑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综合科技，它不是用1+1=2能说得清的。我们只能客观地用：（1）国际通用的原则和规范来评论；例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建筑物每平方米用钢管的标准，大型公共建筑安全疏散的规范。（2）国际建筑（UIA）过去20年所发的5次大会宣言中的要求。（3）各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
六、用以上的三点标准举例来衡量评估北京三栋争议最大的建筑物。
我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国家大剧院”和“鸟巢体育场”都是违反我国目前治国的基本理念和有关文件。《五个统筹》中的第五个统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原则，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在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原则在各行各业都被充分地实践了。中国的航天（太空）工业的成就与科学家们，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太空成果和科学家平起平坐。高速火车（和汽车工业一样）在直接引进了德国等国外的全套（或绝大部分）和成品。经过了这个初期阶段后，现在要“逐步国产化”。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只有30年（欧洲已有五百年以上）的“建筑师”这个专业头衔（Professional Title）。而20年来，在大量地用了外国建筑师后，为什么不像其它各种行业一样，积极地培养中国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应该是时候了！我不是建议不再开放给国外建筑师，而是说应该让中国自己的建筑师来设计一些大城市中标志性的，有民族尊严意义的建筑了。否则，第五个统筹中“对外开放”是做到了而且做得过头了。但是，“统筹国内发展”在培养民族建筑师上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因为这第五个统筹的不到位，而使得整个的“五个统筹”仍然停留在一种跛一个脚的“五个统筹”。
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三栋妖魔鬼怪的建筑物
如何地违反了哪些法规和可以证明是劣质设计的数据:
(以下数据或评论部份摘要自中国工程院出版的《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 问题与建议》和几位院士专家的论点（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设计：
为什么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设计：
国家大剧院在紧急逃生时；要在近两万吨的水下跑250米才能逃出来，这是任何国家的安全法规都不可能通过的设计（一般饭店的客房的门到消防安全楼梯的距离是20米）。所以它的设计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设计。它的外壳与悉尼歌剧院（因为有了那个形式主义的外壳，它在声响效果上，不能列入全世界第一流。所以如果不建造一个新的或设法优化改造（很难）。以后悉尼歌剧院只能用来演唱摇滚乐或杂技了）；国家大剧院和悉尼歌剧院两者都是“绝对的形式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设计还严重违反了可持续发展；不但在原设计建筑师自己的国家绝对不可能被批准建造。同时，它的设计严重违反“911”之后，西方国家制定的反恐设计法规—Robustness ( 已经有了一个翻得很差的翻译—“鲁棒性”；应该翻成“若霸性”)；也就是说在安全疏散的法规的条件上，要比“911”之前，严格好多倍。我们的大剧院逃生时，要在水底下跑250米（注：中国工程院出版的《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 - 问题与建议》原北京规划局长刘小石的文章）。这都是在黑箱操作；严重违规一再特批；不顾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的情况下，產生出来的违法、违规特批的和极为危险的怪物。所以绝对违反“科学发展观”
为什么是“反和谐社会”的设计：
首先，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一稿 两投的设计。1993年安得鲁在日本大阪设计了一个水族馆，中间就是一个半圆玻璃拱顶罩住三个建筑物；周围也是一圈水。他设计的北京的大剧院，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 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为了绝对形式主义，居然外形是雷同的，设计人糊弄了中国的评委和决策人；也愚弄了中国人民群众。 去听歌剧的族群，已经是文化生活高出一般人民群众的一个社会阶层。现在，再加上周围一圈37500㎡的水面（大约是1.875万吨的），岂不像中古世纪欧洲古城堡的护城河（mote）吗! 那不是更加地分裂的社会阶层了吗！ 也就是加深了加大了反和谐社会的元素和因素。这是安将他自己2003年在日本大阪设计的水族馆的构思重复使用的结果（请见图片）国内外媒体和电视台都先后批判过--安得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指出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市文脉（Urban Fabrics），他还毁坏了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基地—紫禁城的周遍视野（站在故宫的地面，会看到那个像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坟包，从故宫的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上冒出来）。
可以用贝聿铭大师的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来相提并论吗？
很多盲目追新变态的人，经常拿贝聿铭大师（他早1983年就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大奖《注1》；等于是建筑师的诺贝尔奖）的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来为设计人安得鲁狡辩。说什么贝大师在法国设计了一个很多法国人反对的玻璃金字塔（也是埃及的坟的形象），法国人在天安门近处，还给我们一个中国式大坟包，大家扯平了！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是文革式蛮横无理的胡扯！去过巴黎卢浮宫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卢浮宫原来有五、六个出入口。参观者分不清哪个入口是到那个展馆的；贝先生的设计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人流动线的问题；他完美地做到了。这个金字塔成为一个视觉的焦点，使参观者很容易就知道这是主入口，而且很轻松地就能走到目的地。从卢浮宫的凹型广场向外走出来，经过小凯旋门、拿破仑广场、一直到一个六条大道的交汇处；有一个五层楼高的埃及青铜纪功柱。一共有十六个希腊的、罗马的和埃及的西洋古典建筑的元素（Architectural Elements）。因此，贝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是回到一个西洋古典建筑大家庭的建筑群里去。他不但苦心积虑地去尊重和协调现有的城市环境；同时，他还让古文明中金字塔的造型，通过当代先进的结构设计和建筑材料，重新在现代文明中再生出来。这是多么艰难和伟大的原创性设计啊！这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歪理是天壤之别的。相反地，中国驻法国大使有一次接见安得鲁时，对他说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的协调时，他却用他的歪理来回答，就是：“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蛮横无理的语言。这位无知的“大师”啊！历史是时间像水一样是切不断的！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如此狂妄的文化侵略者的态度，就是污辱了全体中国人民。同时他也违背了国际建协UIA过去20多年一再强调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的国际通用原则。
国际上对建筑设计的通用安全规范：（本节多处学习自刘西拉教授；特此致谢）
就是建筑的《总体安全系数》（Safety Margin）。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都要求在“II”以上。三峡大坝是重力坝，在水利工程体系内的安全系数是在“III”
以上；国家大剧院是按“II”的建筑安全系数来设计的。但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安全系数应当至少是“II”，结果因节点设计的问题而坍塌了。那如果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只用了--中国的设计规范--总体安全系数“II”；那国家大剧院的安全隐患是否更加非常危险。幸亏为这个建筑物做结构设计的是北京设计院做的，他们修改了原来安做的圆栱顶的结构设计，同时体现了安的设计造型。尽管如此，这个顶还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形式主义的设计。如果我国“与时俱进”地与国际并轨，把《总体安全系数》提升到“2.5”，甚至“III”以上，那依法国家大剧院就是一个危楼；拆掉它那个纯粹是形式主义的圆顶是有法律依据的。加拿大建筑大师柯克澜（Michael Kirkland）曾写过一封信给***前主席，他写道：“如果像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建筑物能够被建起来，那我们教建筑学的教师们就可以将所有的教科书烧掉了！因为，我们教给学生不能做的事，在这栋建筑的设计里都违反了！”。1999年英国的权威建筑专业杂志《建筑纵览》（Architecture Review）写了一篇评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的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斯文的英国人居然用“粪团”(美国俚语：BLO如此尖锐和鄙视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像坟包的建筑物；是在国际专业杂志中极少见到的。
建议将国家大剧院的毫无用处的屋顶拆除：
**“鸟巢”体育场：
（申明：朋友们劝我:“老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奥运就要上场了，您就别凑热闹泼冷水啦！”。谢谢朋友们的好意！我和彭德怀大将军都是湖南人，25年前先父鸿文将军引导我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爱国爱同胞；在我的专业上为人民服务。中国人说“瞒病必死”；如果为了面子而去自欺欺人，那就是瞒病。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批评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像2007年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一号文件一样，勇于总结过去的并非故意的错误，亡羊补牢，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的态度。）
我国工程界评估一栋体育建筑的结构设计，是有规范的：一般体育场馆的屋顶的重量如果是该建筑物本身总重量的20% - 30% 以下，属先进结构设计；40% - 50% 以下属平庸设计；70% - 80% 以上属拙劣设计。“鸟巢”体育场的屋顶重量是全建筑物的80%以上。它的建筑面积用钢量是710kg/㎡，而它的屋顶面积用钢量是542kg/㎡。比较一下美籍華人结构大师林同炎和他晚一辈的合伙人廖士骏大师（70岁，现在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担任顾问总工程师）设计的，世界最大的体育馆（在底特律；八万座）的屋顶重量才25kg/㎡；“鸟巢”的屋顶单位面积重量是它的21.68倍。廖博士本人和他的公司设计的七个体育场馆，是全世界最轻的二十多个体育场馆之七个。中国工程院出版的书中，特别推崇他们所用的钢缆圆形穹顶结构体系；这七个场馆的屋顶重量，没有一个超过建筑物总重量的11%；《总体安全系数》都达到了“6”。所以它们是绝对优秀的先进的结构系统。还有，设计“鸟巢”体育馆的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Jaques Herzog），他自己在德国慕尼黑设计的2006年世足杯的会场（Alliance Arena）的建筑物单位面积重只有200kg/㎡左右(这是一位资深结构工程师的估计，已经相当重了；体育场馆的结构设计的美，就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而“鸟巢”体育场建筑面积用钢量是710kg/㎡（注 5）。这就是利用中国社会目前崇洋媚外的心理，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请见这两栋由同一建筑师设计的体育场的对比照片）。这就是绝对的形式主义在作怪。两院院士周干峙说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一个体育场要做屋顶，只是为了遮雨和太阳；那打把洋伞就得了！为什么顶一个坦克车在脑袋上干嘛？不是花钱找罪受吗？！”。1984年洛杉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政府不出一毛钱；结果由很多私人公司共同来承包，而且体育场场还不准许商业广告。就在一个大学的露天的体育场举行；但他们是有史以来盈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赚了2.5亿美元。就二十多天的人***动会嘛，根本就不需要屋顶；我们花了近四十亿人民币，建一个“绝无仅有的体育场”，为了支撑那个愚蠢的笨重的屋顶，四十亿的费用中屋顶部分就要用掉大半以上。这是绝对违反中国政府一再呼吁：“勤俭办奥运”的原则。很多专家们都认为，这么严重浪费的用钢量完全可以用来建三个同样大小的有屋顶的体育场。***主席在视察了“鸟巢”体育场之后，就说了两句话；还是：“勤俭办奥运”和“廉洁办奥运”。可以体会到他很清楚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和决策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还有现任领导班子对前任个别的领导人留下来的这个黑锅，为了和谐而忍辱负重的无奈！！
赫尔佐格和他的合伙人德.慕隆2001年也共同获得了普立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前面说过贝聿铭在1983年已经获得）。那是因为他们设计的伦敦Tate博物馆的现代艺术新展廊而获奖。有些建筑师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后，就会以为他被给予了绝对自由的艺术创作权；就像书法里的“狂草”一样，为所欲为。对不起！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甚至服装设计都可以“狂草”；但建筑设计是绝对不可以“狂草”的；因为我们做建筑设计要受预算的限制、受国际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限制、受国际建协（UIA）的国际行业规范（例如对区域文化特色的尊重）、受历史文化城市的现有环境的限制、受一个国家的建筑安全法规和结构设计的科学规律等的限制。（请不要忘记普立兹克奖牌是铜做的，就是要强调朴实无華的意思。此奖牌的背面还凸印了三个英文字：“Firmness, Commodity, Delight ”。字面上是：“坚固、实用和美好”的意思。但他的深层哲学是要建筑师做人做设计要“严谨、理性和大美”。这与50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运动的金科玉律 “形随功能而生”；还有欧美国家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建筑设计思潮的主流“要回到基本功能”。追求“追求落落大方和亲切可人”的建筑风格”。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建筑应该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和中国的哲学观：“大美无型；大言希声”也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设计人因为得到了建筑师最高荣誉后，就忘记了他的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那他设计出来的建筑就会违反了以上我们所说的各项原则。那个为了视觉刺激的设计肯定是“空前”的，但是也肯定是“绝后”的；因为，没有建筑师会重复他这种只为表现自己的、愚蠢的、无法无天的因绝对的形式主义而做出的错误设计。
这种狂妄的建筑师粗暴地蔑视了中国的区域文化特色；因为他没有能力按照国际建协的要求，来做一个- 结合现有的历史文化城市环境的，而又能展示现代文明的新建筑物（梁思成说的“中而新”的建筑）。他就在紫禁城的西南方人大会堂的西侧，设计了一个像是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又像是一个大坟包的建筑物。同时还讲出歪理：“对比也是协调的一种”。这些讲歪理的、把建筑设计当作狂草书法的和设计“歪门邪道”办公楼的洋“建筑大师”，对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绝对没有任何尊重的心态，更谈不上对中国百姓有什么设身处地的爱心。因此，为了表现他们自己哗众取宠的疯狂的“天才创作”，他们就将中国当作新武器试验场，设计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对不可能得到实施的建筑设计！法国有两位记者合写了一本书：《应当被绞死的建筑师》。相信这两位记者要是知道这些洋“建筑大师”在中国干的坏事，肯定会将他们列入他书中的名单上！
** CCTV大楼 ：
（重要申明：讲座内容只代表主讲人本人观点；当时本工程项目的决班子也与现任
的部和台级的领导人无关。请以学术观点和平常心态来对待，出发点是拥护国家五部
委2007年《建质一号文件》看待；本文内容也与作者所在单位也无关）
温总理在2006年对在大型公共建筑的批评。如果用在以上两栋和这栋CCTV大楼；完全都能对号入座。现就以CCTV大楼为例；
第一：“贪大”：
CCTV大楼的最早的预算只有20多亿，后来一再多次追加预算；现在竣工结算将达到90亿！（还有信息可靠的人说是 100亿）。但是，2007年的中国百年空前的水灾。全国十几个省赈灾的款据说也只有100亿！疯了！人民的血汗钱能这样糟蹋吗！真是令人要眼睛出血啊！
第二“求洋”：
是国内大型公共建筑过二十年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都是建设单位的领导来做决策。专家评委们多半只是拿来当摆设，或者当评委的专家。对国外建筑检验建筑设计的标准，自己都没弄清楚就来盲目地或按领导意图来投票。而“求洋”找外国月亮下的洋建筑大师，是二十年以来的崇洋媚外并媚俗的社会歪风。
第三“浪费国家资源”：
这个大楼要花90多亿人民币，而2007年的中国大陆空前的水灾，十几个省得的赈灾款也就100亿人民币。为什么造价这么贵的原因之一，是不应该将一个电视大厦放在金钻地价的城市的商业中心。国外的电视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外围的郊区地区很便宜的地方而且绝大多数都不超过三层楼的建筑物。有些电视拍摄的制作工棚，有不少是买下了一个废旧工厂厂房，将它改造了用做摄影工棚。
第四“没有中国特色”：
这栋楼不但没有中国特色，其原因是因为设计这楼的建筑师在自己的国家或者任何欧美国家是不可能被实现的。陕西博物馆的设计人张锦秋院士是第一位用“歪门斜造”来形容CCTV大楼的女建筑大师，两栋上面联一起的40多层办公楼的倾斜度是14度左右最上面的一段楼层，在地震抗震要求是八级的北京，居然凭空悬挑出来70米！因此，它的单位面积用钢量居然达到450kg/㎡！为了弥补这个绝对不合结构原理，甚至违反常识的设计，有的钢板厚度达到10到20公分（坦克车才6公分）。另外，因为大楼是14度倾斜的，所以电梯井道如果要和大楼一样，那就更是“歪门邪道”了！何况如果电梯井道也是14度，那电梯就不再是垂直上下的电梯: 它是一个上下山的缆车了。因此，耗电量将是垂直上下的电梯的4 -7倍！结果，中国的配合的设计单位提出的折中方案是，大楼还是斜的；电梯的井道是垂直的。因此，此大楼就不再有“标准楼层平面图”（Typical Floor Plan）每层楼的电梯大堂都在不同的位置。
这栋大楼和国空大剧院还有“鸟巢”体育场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思想在
作怪。都是比预算超出了好几倍！完全违反“节俭办奥运”或其他我国家基本
国策。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 器试验场。
总结以上三栋妖魔鬼怪的建筑的规律就是：
1，这些对中国国情无知的洋建筑师，以为他们可以利用部分中国官员们，无知和盲目崇洋媚外又媚俗的社会现象，无法无天地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来设计“狂草书法”式的建筑。
2，我们的个别领导人、决策层甚至评委，都没有能力和经验来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原创设计；哪些是绝对的形式主义的设计。 哪些是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和建筑法规的，哪些是穿着时装表演的衣服来哗众取宠的建筑设计。
最后，我想用我的太老师--四位“现代建筑运动之父”之一的德国大师Mies van der Rohe（“密斯”）的一句名言作为结论。密斯是我的德裔美籍师傅Helmut Jahn(读“样”73、74年我曾当他的学徒/助手)在IIT的老师；样是美国1993年评出来的“十位在世的对美国文化最有影响的建筑大师”之一。因为前两名前辈大师已过世，所以Jahn是目前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师。密斯是这样说的：
“I believe that architecture has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vention of interesting forms or with personal inclination. True architecture is always objective and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ner structure of our time, from which it stems.” --- Mies van der Rohe 1962 中文的译意是：我认为建筑与一些新奇造型的创意或个人偏爱无关；真正的建筑永远是客观的，是从它所处的时代内在结构的表征，其源头在此。
注 1：普立兹克建筑奖，自1979年到2006年，共颁发了29个大奖给14个国家的建筑大师。其中，美国最多，包括1983年就得奖的贝聿铭等八位；英国和日本各有三位巴西和意大利各有两位；其它十一国各有一位。1988年是唯一一次颁奖给了两个国家（美国和巴西）的建筑师。2001年也是唯一一次颁发给一个国家（瑞士）的两位建筑师（合伙人）。奖牌用铜来做，也表达了：建筑不是一种1 + 1 = 2 能够说得清楚的科技。因此，把金牌和银牌空出来。此奖牌的背面的三个英文字：“Firmness, Commodity, Delight” 更不是什么时髦的理念。它们是1624年Henry Wotton 从两千年前Marqus Vitruvius 翻译的:《建筑十书》（原罗马文）中引用的理念。
注 2：“鲁棒”是Robustness的音译，但是没有翻译出它的字意。廖士俊博士认为应该翻译为“若霸性”；也就是像霸王一样强壮的意思。清華大学陈肇元院士将它译意为“整体牢固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生存的关键。比如说，电脑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过载或有意攻击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是该软件的鲁棒性。“911”事件，纽约的世贸大厦；还有安得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就是因为“整体牢固性”不够平均，部分结构相对脆弱，才有使得整栋大楼造成瞬间崩塌或局部坍塌。《〈全文完〉》
彭培根 著名建筑大师，1943年安徽出生；祖籍湖南；1978年入加拿大籍，1982年回祖国定居工作。中国优秀外国专家奖章获奖人之一；清華大学资深教授；前首都建筑艺术委员（八年；唯一外籍）；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一位获得此资质的外籍建筑师）；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
主讲人：彭培根 的简介
这是《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22日，B8 版对他的专访以下是《北京科技报》对他的简介和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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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报》 建筑大师 彭培根说：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才是最美的建筑”
2005年3月22日 总期号： 第2973期 本报记者 张星海
（导语）70年代彭培根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从不参加政治活动因此，81年他突然宣布要回祖国工作时，那些常常见报的“左派学生”掉了眼镜地给彭送行。他对这些友人开玩笑说：“你们接着吃牛排喊***吧。我要去实践齐克果的“破冰”了”。（注：丹麦哲人齐克果一句名言：人生的意义好比寻找冬天在
冰封湖底的明珠，无论能否找到那颗珍珠，破冰投身到湖里的那一片刻，就是人生意义的开始）。
（专访正文）
2000年6月上旬，两院140名院士及114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
分别联名上书中央请求撤消法国建筑师安得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彭培根是114位建筑界专家中的积极响应人之一。8月11日新浪网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我们为什么强烈反对国家大剧院方案》。8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中外专家舌战国家大剧院》，同期还刊登了彭培根《城市需要民族的灵魂》和安德鲁声称“我不会'让'它被修改”的记者访谈，争论日趋白热化。在这场争论中，彭先生的学识和他热爱祖国维护中华文化并敢于直言的正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读者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彭培根。如今，在google网上搜索“彭培根”三个字，结果竟有七千多条。而被转载率最高的恐怕要算:“2004经典语录集”中摘录自彭先生批判法国安氏设计国家大剧院设计的一句话：“六七千人在一个玻璃潜水艇里，坐在一个107.6万元—相当于一部交过税的奔驰车——的座位上（总造价除以座位 数），来看那该死的歌剧！”
批判垃圾建筑折射学者本色（小标题
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奥运会主体育馆，这些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极端怪异的建筑物, 都是彭培根和很多知名建筑大师和学者坚决反对的。记者问彭先生，为什么如此反对这类的建筑？他说：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鲁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的一阵狂风，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追求美观”(后来变成了中央对城市建设的文件的基本原则)。大家要知道: 20多年来，西方国家已经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建筑，其实这就是中国艺术哲学里的：“大音希声”和“大美无形”的理念”。请大家不要忘记 — 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不能穿来上班啊！；我们这些建筑师和学者对那些建筑设计进行反对，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更不是文化之争，而实际是科学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更无视于UIA(国际建协)过去二十多年来，五次大会宣言的大声疾呼（注：呼吁发展中的国家，要尽力保持他们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即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 “我们反对这些设计，是因为“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选设计不能单纯追求视觉刺激，語不惊人死不休，以为另类、新穎就是美。这些所谓的‘新建筑’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设计理念上来说，都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而且有安全上的隐患，它们严重地违背了中央对基本建设要求的原则、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并且影响了中国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和传统的人文景观”。这些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要设计这类“时装表演”的建筑，是绝对“没门”的；因为这种设计同不过在“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和比较经济方法下的预算审计。所以，有位得到了几十个亿造价（后来再追加近一倍）大楼设计权的欧洲建筑师，在喝的半醉的情况下，得意忘形地说到：“在中国拿一栋这种天才设计的大楼，要比栽棵葱还容易。在欧美国家是Impossible! 的.” （注：当然这种设计绝不可能通可持续性和能源审查）
彭培根还说：“中国有很多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体育建筑大师马国馨就是其
中一位，还有王小东、关肇邺、程泰宁、陈世民、崔彤和崔恺等等。只是我们给中国人自己的机会太少了。中国人培养了自己的卫星和飞弹的科学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可以昂首自豪地和任何国家平起平坐。为什么在建筑设计上就要迷信个别的外国建筑师？”
积极建言献策 拳拳报国之心
彭培根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但他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恐
怕比大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多，而且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都被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所采纳或重视，同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1998年国务院6个部委联合颁布了汽车十年强制报废的规定，彭教授知道此事后，向《新华社》的内参投稿，了一篇，反对强制报废的规定。理由是，这个规定违反科学规律，违反国际可持续发展原则，没有考虑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也严重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权益。后来，他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汽车十年强制报废的规定果然被废止或调整。1999年彭培根的一篇《从环境心理学来改革和发展出租车的形象，（在“流动的环境和市容”中，发挥大的作用）》刊载在全国很多的媒体上，99-03年，重庆、西安、武汉等十多个城市，都借鉴了彭教授的建议，出租车基本都改成了绿色、蓝色或冷黄为主的冷色系统。2002年8月26日就北京出租车的颜色问题，彭教授写信给北京市政府有关副市长，他指出北京的出租车绝大部分是红色，有很多的缺点：夏天容易使环境显得火辣烦躁。他建议北京可以借鉴昆明、贵阳、大连的经验。上海的出租车用冷色系统再加较多的金属粉。这样看起来既淡雅、而且都很“漂亮”。这个建议见报后，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落实，北京市政府的为此还举办“北京市出租车形象设计竞赛”，彭教授还被推选为评委会副主任。
除此而外，他建议奥运主会场应选在永定门以南，借此来平衡一下北京市
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他向有关方面写信，从加速沿北京五环路的发展的经济效益的角度，建议北京五环路免费等等。曾经有一名大学教师这样写道：“中国现今社会需要像彭先生这样的勇于直面人生的真正爱国和敬业的读书人。”
彭培根坦言，“以言报国”和“科技报国”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他回到祖国就是要为同胞服务和报效祖国的初衷，让他不得不经常从国家和百姓利益的角度来提建议。原建设部设计院院长刘洵蕃这样评价他：“他给我的最
深刻的印象是他的仗义耿直的作风和性格......从他的发言中我感到一种刚直不阿的正气。”
投身教育事业 二十年如一日
除了批判那些垃圾建筑，向政府建言献策，彭先生更是一位受学生爱戴和业内人士尊敬的老师，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已达23年之久。除了教建筑设计以外，从1990年起，他还开了一门高年级选修课《理性建筑》，全部用英文讲授。他说，开设这一课程，目的就是要把这非常感性的学科尽量融入些理性的成分和实践。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惟一用英语开设的理论课。同时，他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个（15年前开始）在每学期末要学生给老师在六大项（每项A、B、C、D四个等级）不记名打分数的教师。每年学生打好分数后，教务科盖了章交给他存档，他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在以身作则和爱国主义这一条上，每年得分几乎都是在95分以上。
彭培根认为，建筑师在西方社会传统中，一直都是推进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在欧美国家的思潮运动、都是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轮流坐庄，而唯独后现代主义，是建筑师做了文化先驱者。绘画、音乐和文学等随后才跟进。建筑师是被社会承认的城市面貌和灵魂的塑造者，也是最具象的文化工程师。但是，不要忘了：文化带头人带错了路，那就会给城市面貌和文化带来灾难。
他强调大音希声，大美无言，一流的创作一定要有原创风格。“很多艺术家都是把中国文化中最原始、最地道的东西与现代的西方文明扣其两端而精揉之，这样的设计才会有生命力。例如，香港和北京的中国银行，尽管视觉上没有那么刺激和另类，它仍然是长安街上最大气的楼。上海金贸大厦，中科院图书馆，香山饭店、崇文门的新世界中心以及西长安街的电力调度中心等，既融合了现代文明，又相当成功地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神韵。他还说***门大街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条有了城市设计之后，才进行建筑设计的城市建设。可见，给予时日，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是可以与国际健康地并轨的，而不是永远会穿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
建造广寓万间 情系农民兄弟
1985年，彭先生发起并与多名中外著名专家合作，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该事务所是在中国宣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成立的第一个民办的，中外合资的建筑事务所。20
年来，“大地”共为中国设计过2000多个建筑或规划工程项目，其中有20多个重大工程。从北京的中旅大厦、德航燕莎中心(与德国建筑师合作)、北京MALL购物中心到深圳的鲸山别墅、华侨城；从厦门的整体规划到新近完成的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详细规划与部分重要建筑的设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地”在1986年创办了“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在1987年经建设部批准为“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到2002年为止，大地一共向“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捐献了209万元人民币。聘用农村建筑专家做了73个项目。并且通过《村镇建设》杂志（约有20万农民读者）的专栏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大地”还用函授的方法，通过发行电视录像带，教这些农村建筑师们如何安全兴建公共性的建筑。
当记者问彭先生，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什么样的建筑最完美？彭先生谦虚地笑了，他说，我满意的作品应该是我的家，因为他没有被业主（他太太）或领导改过。至于什么样的建筑最完美，他拿出一张贵州农民自己建筑的房子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小丘陵地的山头，下面是几十圈的梯田，山头是一片被树木围起来的平地，上面是一个泥墙灰瓦的四合院。他说，这家人是大自然的宠儿，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世外桃源的生态建筑。他说：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才是最美的建筑”
专家简介：彭培根 著名建筑大师，1943年安徽出生；祖籍湖南；1978年入加拿大籍，1982年回祖国定居工作。198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现任董事长兼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一位获得此资质的外籍建筑师），中国优秀外国专家奖章获奖人之一；中国绿色联盟“绿都银镇”工程筹建专家委员会主任，清華大学资深教授，前首都建筑艺术（唯一外籍）八年委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1973）。
《北京科技报》 2005年3月22日 总期号： 第2973期
本报记者 张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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